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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美]马克·图什奈特：《论政治宪政主义与弱司法审查的关系》，程雪阳译，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09页。
第一，党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领导，必然包含对合宪性审查的领导。当审查内容涉及实体审查时，则应该由审查机构提出处置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终的处置权，对于某些重大问题的合宪性，如领导人职务行为及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则只能由全国人大享有最终的处置权。
二则有利于增强合宪性审查的权威。当然也不能抽象化地一概而论，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简单地将所有最终处置权归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应该根据审查内容的不同，交由不同的机关，作出不同的处置方式。[15]因为此时合宪性审查机构手握最终的裁决权，由其认定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倘若该法律涉嫌违宪，那么制定机关就必须修改或者撤销法律，这种审查权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具备强大的政治力量。[15]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4页。如此，既能防止申请人借口合宪性审查恶意拖延、逃避执行，又体现了合宪性审查对司法裁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认可和尊重。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如此规定，也是为了防止公民或者组织仅凭个人的理解，恶意开启合宪性审查。导致许多本应该以法律方式解决的问题，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成为法律的禁区。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从形式上来看，或多或少会对党的某些执政活动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的积极效能将日益凸显。但是，如果从未来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来看，还是应该将国家机关权限争议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之中，毕竟，以上行为是否合宪，不仅关系国家机关权力的运行，还有可能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此次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应该避免重走过往的弯路，不仅在实体层面做好规范，还要注重审查程序的周延。[20]王东光：《国家安全审查：政治法律化与法律政治化》，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第1306页。
第二，针对国家机关权限的争议，特别是部分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当下学界大多欲言又止，似乎在有意回避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学理范围内探讨这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正当的，直接关系合宪性审查的得失。如此设计，一则有利于厘清合宪性审查机构的职责，避免审查机构承担超越其权限的法律责任，引导审查机构发挥自身优势。
由此可见，遵循宪法原则、符合宪法条文的法律，本身就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内涵，有利于真正实现良法善治。无论是选择审查模式，确认审查主体，还是厘清审查程序等，都不应该脱离党的领导。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精神需求，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也有为人民提供精神资源的功能，并且还会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第二，党能够为合宪性审查提供思想指引，确定正确的目标方向。
据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审查内容来确定不同的启动主体资格。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建设还不太成熟的国家，尤其需要在合宪性审查中贯彻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另一方面，有可能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损害各国家机关之间已有的合作默契，毕竟，不加区别、过于频繁的合宪性审查，有可能影响其他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妨害其他机关工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笔者认为，从短期来看最现实的选择是在全国人大内部增设独立的审查机构，使其成为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第一，修改宪法赋予审查机关宪法解释权。在我国宪法体制下，法院对法律并无司法审查权，即便有法律在具体适用时出现了违宪疑虑，法院从理论上说也没有对法律予以保全的余地。
[24]李林：《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意义重大》，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7日，第1版。[9]梁成意：《中国公民基本权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可以预见，合宪性审查在完善权利救济方面将大有可为。当前应该借由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程序。第四，专门委员会模式的合宪性审查机构不是终局性的决定机构，它只是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从事研究、审议有关合宪性审查诉请，草拟有关合宪性审查议案的工作，因此不影响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9]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穷尽各种手段采取了多种方式，合宪性审查就是其中之一。如前所述，合宪性审查工作极有可能牵涉到某些社会高度敏感问题，在合宪性审查工作开展的初始阶段，若干长期积累的问题可能被集中提起审查。[33]汤唯、黄兰松：《立法合宪性评估中的社会效能和司法效能探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7页。
这也导致当下宪法实施的状态不尽如人意，以致极少数人诋毁宪法、漠视宪法的作用，毕竟，目前还难以直接追究违宪行为的宪法责任，欠缺对违宪主体应有的震慑。[32]王春业：《论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机制》，载《学习论坛》2011年第1期，第75页。
第一，基本权利的救济方式应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14]任何制度构建，都不能违反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属性定位，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采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方式。
一方面，合宪性审查机构将不堪重负，缺乏足够的人员进行审查，导致某些应该审查的内容被束之高阁，并不能真正解决其合宪性问题。[2]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享有最高权威，合宪性审查是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违宪行为，化解宪法实施中潜在的风险。
如果没有地方立法合宪审查制度，违背宪法的行为就得不到追究，宪法的最高权威也将在地方立法的侵袭下逐渐消融。无论是从制定主体还是位阶效力来看，其他法律文件远比法律面临的合宪性问题严重。审查机构在接受审查申请之后，将进入实质审查环节，需要明确实质审查的审理期限。构建合宪性审查机制，需嵌入中国话语，体现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应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有序实施，秉持政治问题不审查的原则。
(二) 明晰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之间的关系 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还指出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第一，针对法律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当区分政治和法律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过程。
我国《宪法》第70条规定[23]，全国人大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根据这一宪法规定，当然可以将合宪性审查机构作为必须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理由如下：第一，凸显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性。
反之，改革则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中途夭折。同时，在合宪性审查期间，对于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应该继续执行。另外，个别重大案件的处理结果，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请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批示。伴随执政能力的稳步提升，党将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
领导小组对个案的领导属于特殊情况，毕竟，大部分合宪性审查是针对普通法律文件，重大案件只是合宪性审查中的极少部分。否则，若采用其他设置模式，极有可能打破现有国家机构之间的运转惯性，造成宪法文本的大幅度调整，不利于保持宪法的稳定性。
在微观层面也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能够丰富完善救济渠道，有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18]佟德志：《司法权力的民主性悖论——美国违宪审查的民主性之争及其启示》，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52页。
如德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和宪法诉愿模式，在德国模式下，当特定当事人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结束之后，这一侵害行为始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当事人可以申请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以保护其宪法权利。一般而言，外交行为、国防行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及国家机关的人事任免等，被绝大部分国家认可为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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